绿色技术是中国经济增长前所未有的新动能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表示,“双碳”目标,特别是碳中和目标提出后,对中国经济社会短期、长期发展影响都很大,将带来一次产业结构重大调整,一个重大技术创新和投资机遇,一场配套制度的变革和创新,一次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发展理念、发展方式的系统性重大变革。
他认为,绿色技术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很大变化,过去人们往往认为绿色技术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矛盾,但现在的绿色技术既做“减法”,比如污染防治;同时更多是在做“加法”和“乘法”,比如低碳、零碳等新技术,以及催生和利用这些新技术的绿色投资。
刘世锦预计,这将带来百万亿元人民币级别的投资, 是中国经济增长前所未有的新来源,“谁看到这一点谁就有可能抓住新机遇”。
刘世锦表示,在力争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中长期绿色转型与短期经济平稳增长之间的关系。“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关键是用绿色技术替代传统技术,要减少碳排放,而不是减少生产能力,不是降低增长速度,更不是在不具备绿色技术的基础上人为打乱正常供求秩序。”
刘世锦说,当前绿色转型着眼点要放到形成新的绿色供给能力上,有了新的才能替代旧的。绿色转型应遵循一些重要原则,包括低碳、零碳产业发展先于高碳产业退出,人员安置和就业发展优于资产处置,供给安全平稳作为绿色转型的前提。
不要一谈到“电力零碳化”就说“弃煤”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黄震表示,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长期以来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战略支撑作用。未来面向碳中和,化石能源会转变成一种保障性能源,其中CCUS(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是目前实现大规模化石能源零碳排放利用的关键技术。未来,结合CCUS的火电将会推动整个化石能源电力零碳排放,同时提供保障性电力,保证电网灵活性。
黄震表示,在碳中和愿景下,未来新能源发电+储能以及火电+CCUS,会组成一个不可或缺的技术组合。这一过程是通过技术不断进步,不断发展和转型的,因此要循序渐进、“先立后破”,不要一谈到“电力零碳化”就说“弃煤”。
面向碳中和,黄震认为,能源转型的方向主要是“五化”。在能源供给侧方面,包括电力零碳化和燃料零碳化。在能源需求侧方面,主要方向是电气化、智慧化和高效化。
以电力零碳化为例,黄震认为,大量数据显示,目前全球高达41%的碳排放来自电力行业,中国51%的碳排放来自于电力系统和取暖。因此,电力脱碳和零碳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所在。
黄震指出,转型重点在于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这个系统依赖于遍布全国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风电和储能系统,也包括各种虚拟电场和微电网的技术,使常规火力发电从现在基荷电力转变为调峰电力。当然,这个过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进步。
如何实现燃料零碳化?黄震认为,可以通过可再生能源得到的零碳电力做各种各样的燃料。比如:可以用可再生能源来制氢,也可以合成氨,用于车船等的动力系统,这些都是未来转型升级的方向。
“双碳”转型重构产业顶层设计有六方面需考量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表示,“双碳”转型的核心应聚焦在重构产业,而重构产业的顶层设计有六个方面需要考量。“从这六个方面发力,最终就能够从现在全口径的温室气体120亿吨左右,降到2060年的零。大家看到这是很艰巨的任务,但是我们有40年的时间,要在顶层设计上逐一落实。”
第一,达成愿景共识。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产业结构必然要发生转变和升级。有了“双碳”目标后,需要把碳排放的额度看成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实现“双碳”目标也会产生新的需求,例如新技术、新设备、新服务、新制造,这使产业发展可以形成新动能。
第二,在全国范围和不同时间尺度上,例如“十四五”、未来10年乃至未来40年,设立积极稳妥的减排目标并向市场主体分解目标,确定碳资产产权。
第三,“双碳”转型需全国一盘棋,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要发挥各方比较优势。上述比较优势可能体现在资源禀赋、经济区位、地理区位等,也可能是发展水平和能力的比较优势,总而言之要扬长避短,达到整体全国范围内费用效果的优化。
第四,加速推进发展碳市场的定价机制,以市场机制作为优化配置碳资产的基本手段,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
第五,加强过渡过程管理,做到先立后破、升降有序、公正转型。邹骥表示,在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有的产业要上升,有的产业要下降——比如水电、风光、设备制造、市场服务——这些产业毫无疑问会在“双碳”目标下上升,但是一些高碳产业可能在未来40年里会逐渐收缩下降。
第六,建设完备的政策和治理体系。邹骥说,只有如此才能保证不搞“运动式”碳中和。在中国实现碳中和路径中,需要有一个多部门参与、多举措并举的一揽子解决方案